一

1999年，母亲所在的西湖电子琴厂倒闭。

她再也不用在每天天还未亮的清晨骑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上班。最后一笔工资随着工资条发到手上，工厂的卷闸门徐徐关闭，班车上的“西湖”两个字像牛皮癣一样被粗暴地掀掉，那条流水线带走她三年的青春，留给她一台老旧的电子琴，成为我家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里多余的摆设，单薄的声音如同一个噩梦硬生生轧过我的童年。 我后来时常想，如果母亲去的是电视机厂、玩具厂，或者服装厂，是不是我的童年就会多一点快乐呢？至少应该拥有斑斓的雪花屏，成堆成堆的芭比娃娃或者公主裙，而不是雪花般成堆的琴谱。如果没有那台琴，或许我的人生也会完全不一样。

那年我刚读小学，每个周日晚上要去少年宫练琴，几百次放慢脚步走在那条长长的小径上，希望可以就这么一直走到下课。

这是一门无法滥竽充数的艺术。琴弹得最好的女生上课也都是由父母陪伴，赞扬声于她而言不过是快乐被冲淡后的沉默，这种司空见惯的强迫，在我记忆中毫发毕现。老师坐在我身旁，总是皱着眉听我弹完死记硬背的曲子，指着她对我说：“她闭着眼睛都不会是你这样的水平。”哄笑声中我感觉到肾上腺素在飙升，脆弱的自尊心碎了一地。 他们乐感极佳，听一遍曲子便能在指尖流淌出悦耳的琴声，在还未学会汉字之前便已熟悉如何跟五线谱打交道。我学了很久，依然看不懂五根黑色线条上蝌蚪般浮动的音符，沉默如谜的排列组合让我的神经隐隐作痛。母亲只好对着谱子弹曲子，弹会了再教我弹，把我推到教课的老师面前，以一种近乎作弊的方式，让我像是自己琢磨出来一样弹给老师听。 我和住在楼上学声乐的伊雯一样，对音乐产生了一种源自本能的抵抗，痛恨它打劫了我们过多的时间。我们疯狂吃辣，大声吼叫，把手指骨节掰得咔嚓作响，试图摧毁我们与音乐最后的一丝关联。伊雯常常为了不去上课把自己弄得鼻青脸肿，最严重的一次，头撞在玻璃上鲜血直流，父母吓得一路哆嗦着把她送去医院。

“为什么我必须做不喜欢的事情，你别以为我不敢像伊雯那样……”我感到枯燥、乏闷，我是在浪费时间。我想像那些放课后冲回家看《花仙子》的女孩一样，正正经经享受我应有的自由与快乐。我妈听我说完后，抽出衣架狠狠敲在我背上，把我的呜咽封锁在阳台外面，只丢下一句“不练完不许吃饭”。

她不在的某个日子，我看着那台带给我诸多痛苦的琴，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怒意，狠狠把它摔在地上，拗断它的支架，用剪刀剪碎变压适配器，下定决心要和它一刀两断。

我忘不了母亲惊愕的眼神，以及恢复镇定之后劈头盖脸的巴掌，在我背上留下一道道淡红色的掌印。后来她去旧货市场淘了很久，终于给我找齐当时已经停产的所有配件。她目光锐利，口气生硬，脸色难看，“你得挨过去，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对自己不负责。”

二

当我拿到那张电子琴十级证书时，我以为母亲对我的桎梏结束了，内心破土而出的是一种解脱感。

我升入一所寄宿制的高中，学琴而导致的文化课短板像黑洞一样很难填满，当我捧着不及格的卷子哭着找母亲签名时，她拒绝了。班主任在全班点名批评我是无法上交签名的差生。我回到家摔碎了花瓶冲她发脾气，埋怨她让我出糗，母亲平淡地回应：“你不想丢脸的话，就好好努力。再考这么差，不如退学吧。”

那时MP3刚刚开始普及，在空荡荡的卧室把耳机里的声音放到最响，手边堆满厚厚的习题册，不听流行歌曲，倒是以前反复练弹的曲子让我心安，《胡桃夹子》轻快悠扬，《拉库卡拉查》柔美抒情，《匈牙利舞曲》激昂热烈，旋律像完美的情人，激发着我的灵感。

母亲发现时总是粗暴地扯掉耳机，“不许在做作业的时候听这些！考试时会给你放音乐吗？”她勒令我将里面的音乐删光，替换成美国之音，让我在校车上听，在晨跑的时候听，在睡觉前听。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像一层保鲜膜把我勒得难以呼吸。我的成绩慢慢回温，却越来越抗拒回家，总是坐在公园长凳上直到入夜后空气转凉，闻着潮湿的泥土气味慢悠悠地踱步回家，避免与她在同一个空间里单独相处，把晚归的原因解释为留在学校艺术团练琴。

她偷看我的手机试图找到我晚归的原因，我质问她为何热衷于偷窥隐私，是不是愿意也共享一下她不曾离身的笔记本。母亲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中含有太多失望的情绪。她终于败下阵来，叹了口气把本子交到我手里。这本破旧的笔记本她用了很久，纸张松散，字迹潦草，沾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随便一翻全是关于家庭开支和我成绩变化的记录。她坚强而敏感，一定看穿了我编织的拙劣谎言。我学会独自消解心事和秘密，她也从不跟我分享飞涨的物价和生活的艰辛。

其实我知道母亲偷偷找过很多工作都碰壁了。那段时间家里订的报纸，边边角角的招聘信息都被她做上记号。她瞒着我报名去当学校宿管，在报名表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当然最终还是落选了。

40岁仍旧经历生活的潦倒是件残酷的事情，相比之下年轻时所受的苦难都太过轻盈。所以她希望我能尽早成为经得住打磨的人，拥有不会流血的心，获得不失控的人生，不用像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无条件接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条约。

三

当我终于考上我心仪的大学和专业时，我才忽然发现当初怨恨的其实是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恨自己永远无法企及母亲的标准。

我没有想到弹琴居然会成为我撕不掉的一个标签，在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介绍过后，总能成为别人印象深刻的那一个。也是因为这门技艺，大学时可以去咖啡馆兼职弹琴赚生活费，给学校微电影配乐获得额外的学分。

大四去外地实习，我和学姐在一家设计公司跟着导师做项目。我们学会了抽烟，每一个跟甲方纠缠的夜晚我们都能抽完一盒万宝路，淡淡的薄荷味混杂烟味在漆黑的天台上明明灭灭，如同一只只迷失在深海的浮标，烟蒂把垃圾桶上那个小小的烟缸塞得像个刺猬似的，焦虑和迷惑的负面情绪蚕食着每个人的意志。

生活泥沙俱下，像一个无底洞，零零散散支配着我们的热情和体力。实习工资扣除房租后所剩无几，我却格外珍惜这短暂的自由。母亲在我的生命里徐徐退场，安分守己地做一个旁观者，她不再过问我生活的细节。偶尔打电话过来，只进行简单的交流，最近过得好吗？什么时候回家？

实习生陆陆续续离职，但那是我活得最饱满的一段时间。白天用来跟业务方斡旋细节，晚上就开始对着设计的图纸一遍一遍修改、描摹。看着窗外的城市夜幕降临，恍惚之中我想起年幼时反复练琴的场景，练到不能弹错一个音符，练到整首曲子的情感和力量保持一致，练到每一个拍子不早一分，也不晚一分。原来在这些漫长的时光之中，它们早已潜移默化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让我对任何苛刻的要求安之若素。

“我觉得喘不过气。”学姐在几个月后因为不堪业务方的压力，抄袭设计而被开除。公司墙壁上的摄像头，24小时对准我们的办公桌，每个人的电脑里都被安装上监控软件，时刻关注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这家公司以前的设计方案被泄露过，不得不用这样的手段来防范。

在酒杯里漂浮的泡沫上，形形色色的业务方偶尔开一些低俗的玩笑，饶有兴致地等待我们巧妙化解这种种危机。导师则把我们当成免费的劳动力，开会时蛊惑我们为了梦想，为了免费的丰盛夜宵，为了报销打车费，欢乐地加班吧。 而这些毫无尊严的时刻，我早就在阴郁的少女时代就有所体会，它们在我身上形成一种抗体，让我拥有充分自我治愈的能力。

学姐后来被查出患上轻微的抑郁症，需要定期去找心理医生复诊，她离开的那天我送她去车站，她对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独立的女孩，真的很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妈妈。”她在温和甜美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父母未曾对她大声说过一句话，生活的考验来得有些迟钝。

我终于理解，母亲带我预习了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那些年我一直在尝试把做不好的事情干漂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天赋异禀，没有显赫家世。世界是个巨型斗兽场，在把选择权握到自己手里之前，至少可以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失败者的眼光来解读每一个成功的侥幸，并且永不停歇地战斗下去。

实习期结束，晚点的火车在晃晃荡荡摇摆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穿梭过呼啸的风雪抵达我心心念念的家人身边。

四

《爆裂鼓手》里有一幕打动了很多人：因为过度严厉被开除的教练，落魄地坐在逼仄的酒吧里对学员坦白：“我不是去那儿指挥的，我是去逼他们突破自己的极限，我认为那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个被揭露的谜底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时间显山露水，那一刻我终于承认，生命里很多考验都是为我们这些庸人量身定制的，迟早会有一瞬，我们会摆脱那些必经的错落疼痛，在现实的尘土飞扬之中，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温煦的音乐，与这座城市轻轻共振，宛如流星划过寒夜，如此明亮。

● 作者：若怀特
● 摘抄于《女报·时尚》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