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虽然坚硬，但一定得用皮肉包裹。”有些姿势，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其实，坐、卧、起、立、跪，乃至作揖、鞠躬、握手，所有动作，都是心灵的姿势，都需要一根骨头支撑。没有了骨头，卧床的身体，也只是一具皮囊。下跪在人前下跪，我一直以为是奴才的姿势，是软骨的病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以庄严的法律形式正式废除了延续千年的跪拜礼，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些都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例证。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刘节，是一个灵魂永不屈服的人。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消息，犹如在平静的颐和园里投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刘节随同导师陈寅恪等人赶到那个令人悲伤的地方。除了那份简短从容的遗书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一代大儒告别人世的任何原因。刘节在王国维的遗容中看到了拒绝生还的决绝，遗书中那些平静的文字从此刻进了他的脑海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刘节参加了王国维遗体的入殓仪式。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宓、陈达、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学马衡、燕京大学容庚等数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他们头颅低垂，弯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同静安先生做最后的告别。陈寅恪教授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看见了他那身一丝不苟的长衫，玄色庄重，布鞋绵软。陈寅恪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的下摆，双膝跪地，将头颅重重地磕在砖地上。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个瞬间惊呆了，众人在陈寅恪头颅叩地之时清醒过来，一齐列队站在陈教授身后，跪下，磕头，重重地磕头。刘节，就是此刻在教授们身后跪倒的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下跪，磕头，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庄重的礼节。这样的仪式，才能和先生的马褂以及头上那根遗世的发辫融为一体。望着陈寅恪教授远去的背影，刘节想，陈先生用一种骨头触地的姿势，完成了对王国维先生的永别。陈寅恪教授，不仅仅是王国维先生遗世书籍最好的委托人，也是能够理解死者文化精神和死因的人。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文字，此刻穿透时光提前到达了刘节身边。两年之后才出现在陈寅恪教授笔下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在陈寅恪教授下跪的瞬间落地。刘节成了这段碑文的催生之人。 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经过时间的打磨，两年之后，屹立在清华园中。在以刘节为首的学生们的请求下，陈寅恪教授提起了那支沉重的羊毫，用金石般的文字，破译了王国维的殉世之谜，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主张，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本质精髓。陈寅恪教授的一个动作，无意中改变了刘节对“下跪”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并影响他终生。陈寅恪教授，把对王国维的纪念，刻在了坚硬的石头上；刘节先生，则把那段文字刻进了柔软的心里。跪拜许多年之后，当刘节教授在岭南大学的校园里见到陈寅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跪拜”这两个汉字组合的仪式就这样突然来临了。在国民党败退逃往台湾的混乱中，陈寅恪拒绝了蒋介石的重金邀请，在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礼聘下来到了温暖潮湿的广州，而他的学生刘节，则早他三年到达广东。 在美丽的康乐园里，学生们知道历史系主任刘节和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但似乎没有人了解他们过去的师生关系。但是，每逢传统节日，学生们都可以看到令他们惊诧的一幕：系主任刘节彻底脱去了平日西装革履的装束，一袭干净整洁的长衫，布鞋皂袜，一派民国风度。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刹那，刘节教授便亲切地喊一声“先生”，然后撩起长衫，跨前一步，跪拜行礼。在刘节庄重的磕头礼中，学生们终于知道了他和陈寅恪教授的师生因缘，也知道了这对师生1927年6月在王国维先生遗体入殓仪式上通过庄重的下跪产生的心灵交集。 学生们从刘节主任的下跪、磕头中完成了对旧时代的认识。当握手成为一个时代礼节的唯一标志，在鞠躬的身影都只能在教科书中寻找的现实中，大学生们开始了对长袍、马褂、布鞋的重新打量，他们仿佛看到了陈寅恪教授1927年下跪、磕头的情景。就在刘节教授用跪拜的仪式表达尊敬和感恩的时候，岭南大学的长衫被时代的世风脱下了，康乐园里换上了中山大学的新装。在课堂上，刘节教授将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移到了黑板上。刘节教授眨眼之间，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就像时光从沙漏中间穿过，然后又聚集在他的掌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刘节教授说，骨头虽然坚硬，但一定得用皮肉包裹。深刻的思想精髓，必定在文字的深处。下跪，磕头，站立，鞠躬，已经不再常见，但当它出现的时候，一定比握手高贵。● 作者：詹谷丰● 摘抄于《书生的骨头》（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1999年，母亲所在的西湖电子琴厂倒闭。她再也不用在每天天还未亮的清晨骑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上班。最后一笔工资随着工资条发到手上，工厂的卷闸门徐徐关闭，班车上的“西湖”两个字像牛皮癣一样被粗暴地掀掉，那条流水线带走她三年的青春，留给她一台老旧的电子琴，成为我家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里多余的摆设，单薄的声音如同一个噩梦硬生生轧过我的童年。 我后来时常想，如果母亲去的是电视机厂、玩具厂，或者服装厂，是不是我的童年就会多一点快乐呢？至少应该拥有斑斓的雪花屏，成堆成堆的芭比娃娃或者公主裙，而不是雪花般成堆的琴谱。如果没有那台琴，或许我的人生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年我刚读小学，每个周日晚上要去少年宫练琴，几百次放慢脚步走在那条长长的小径上，希望可以就这么一直走到下课。这是一门无法滥竽充数的艺术。琴弹得最好的女生上课也都是由父母陪伴，赞扬声于她而言不过是快乐被冲淡后的沉默，这种司空见惯的强迫，在我记忆中毫发毕现。老师坐在我身旁，总是皱着眉听我弹完死记硬背的曲子，指着她对我说：“她闭着眼睛都不会是你这样的水平。”哄笑声中我感觉到肾上腺素在飙升，脆弱的自尊心碎了一地。 他们乐感极佳，听一遍曲子便能在指尖流淌出悦耳的琴声，在还未学会汉字之前便已熟悉如何跟五线谱打交道。我学了很久，依然看不懂五根黑色线条上蝌蚪般浮动的音符，沉默如谜的排列组合让我的神经隐隐作痛。母亲只好对着谱子弹曲子，弹会了再教我弹，把我推到教课的老师面前，以一种近乎作弊的方式，让我像是自己琢磨出来一样弹给老师听。 我和住在楼上学声乐的伊雯一样，对音乐产生了一种源自本能的抵抗，痛恨它打劫了我们过多的时间。我们疯狂吃辣，大声吼叫，把手指骨节掰得咔嚓作响，试图摧毁我们与音乐最后的一丝关联。伊雯常常为了不去上课把自己弄得鼻青脸肿，最严重的一次，头撞在玻璃上鲜血直流，父母吓得一路哆嗦着把她送去医院。“为什么我必须做不喜欢的事情，你别以为我不敢像伊雯那样……”我感到枯燥、乏闷，我是在浪费时间。我想像那些放课后冲回家看《花仙子》的女孩一样，正正经经享受我应有的自由与快乐。我妈听我说完后，抽出衣架狠狠敲在我背上，把我的呜咽封锁在阳台外面，只丢下一句“不练完不许吃饭”。她不在的某个日子，我看着那台带给我诸多痛苦的琴，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怒意，狠狠把它摔在地上，拗断它的支架，用剪刀剪碎变压适配器，下定决心要和它一刀两断。我忘不了母亲惊愕的眼神，以及恢复镇定之后劈头盖脸的巴掌，在我背上留下一道道淡红色的掌印。后来她去旧货市场淘了很久，终于给我找齐当时已经停产的所有配件。她目光锐利，口气生硬，脸色难看，“你得挨过去，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对自己不负责。”二当我拿到那张电子琴十级证书时，我以为母亲对我的桎梏结束了，内心破土而出的是一种解脱感。我升入一所寄宿制的高中，学琴而导致的文化课短板像黑洞一样很难填满，当我捧着不及格的卷子哭着找母亲签名时，她拒绝了。班主任在全班点名批评我是无法上交签名的差生。我回到家摔碎了花瓶冲她发脾气，埋怨她让我出糗，母亲平淡地回应：“你不想丢脸的话，就好好努力。再考这么差，不如退学吧。”那时MP3刚刚开始普及，在空荡荡的卧室把耳机里的声音放到最响，手边堆满厚厚的习题册，不听流行歌曲，倒是以前反复练弹的曲子让我心安，《胡桃夹子》轻快悠扬，《拉库卡拉查》柔美抒情，《匈牙利舞曲》激昂热烈，旋律像完美的情人，激发着我的灵感。母亲发现时总是粗暴地扯掉耳机，“不许在做作业的时候听这些！考试时会给你放音乐吗？”她勒令我将里面的音乐删光，替换成美国之音，让我在校车上听，在晨跑的时候听，在睡觉前听。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像一层保鲜膜把我勒得难以呼吸。我的成绩慢慢回温，却越来越抗拒回家，总是坐在公园长凳上直到入夜后空气转凉，闻着潮湿的泥土气味慢悠悠地踱步回家，避免与她在同一个空间里单独相处，把晚归的原因解释为留在学校艺术团练琴。她偷看我的手机试图找到我晚归的原因，我质问她为何热衷于偷窥隐私，是不是愿意也共享一下她不曾离身的笔记本。母亲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中含有太多失望的情绪。她终于败下阵来，叹了口气把本子交到我手里。这本破旧的笔记本她用了很久，纸张松散，字迹潦草，沾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随便一翻全是关于家庭开支和我成绩变化的记录。她坚强而敏感，一定看穿了我编织的拙劣谎言。我学会独自消解心事和秘密，她也从不跟我分享飞涨的物价和生活的艰辛。其实我知道母亲偷偷找过很多工作都碰壁了。那段时间家里订的报纸，边边角角的招聘信息都被她做上记号。她瞒着我报名去当学校宿管，在报名表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当然最终还是落选了。40岁仍旧经历生活的潦倒是件残酷的事情，相比之下年轻时所受的苦难都太过轻盈。所以她希望我能尽早成为经得住打磨的人，拥有不会流血的心，获得不失控的人生，不用像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无条件接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条约。三当我终于考上我心仪的大学和专业时，我才忽然发现当初怨恨的其实是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恨自己永远无法企及母亲的标准。我没有想到弹琴居然会成为我撕不掉的一个标签，在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介绍过后，总能成为别人印象深刻的那一个。也是因为这门技艺，大学时可以去咖啡馆兼职弹琴赚生活费，给学校微电影配乐获得额外的学分。大四去外地实习，我和学姐在一家设计公司跟着导师做项目。我们学会了抽烟，每一个跟甲方纠缠的夜晚我们都能抽完一盒万宝路，淡淡的薄荷味混杂烟味在漆黑的天台上明明灭灭，如同一只只迷失在深海的浮标，烟蒂把垃圾桶上那个小小的烟缸塞得像个刺猬似的，焦虑和迷惑的负面情绪蚕食着每个人的意志。生活泥沙俱下，像一个无底洞，零零散散支配着我们的热情和体力。实习工资扣除房租后所剩无几，我却格外珍惜这短暂的自由。母亲在我的生命里徐徐退场，安分守己地做一个旁观者，她不再过问我生活的细节。偶尔打电话过来，只进行简单的交流，最近过得好吗？什么时候回家？实习生陆陆续续离职，但那是我活得最饱满的一段时间。白天用来跟业务方斡旋细节，晚上就开始对着设计的图纸一遍一遍修改、描摹。看着窗外的城市夜幕降临，恍惚之中我想起年幼时反复练琴的场景，练到不能弹错一个音符，练到整首曲子的情感和力量保持一致，练到每一个拍子不早一分，也不晚一分。原来在这些漫长的时光之中，它们早已潜移默化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让我对任何苛刻的要求安之若素。“我觉得喘不过气。”学姐在几个月后因为不堪业务方的压力，抄袭设计而被开除。公司墙壁上的摄像头，24小时对准我们的办公桌，每个人的电脑里都被安装上监控软件，时刻关注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这家公司以前的设计方案被泄露过，不得不用这样的手段来防范。在酒杯里漂浮的泡沫上，形形色色的业务方偶尔开一些低俗的玩笑，饶有兴致地等待我们巧妙化解这种种危机。导师则把我们当成免费的劳动力，开会时蛊惑我们为了梦想，为了免费的丰盛夜宵，为了报销打车费，欢乐地加班吧。 而这些毫无尊严的时刻，我早就在阴郁的少女时代就有所体会，它们在我身上形成一种抗体，让我拥有充分自我治愈的能力。学姐后来被查出患上轻微的抑郁症，需要定期去找心理医生复诊，她离开的那天我送她去车站，她对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独立的女孩，真的很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妈妈。”她在温和甜美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父母未曾对她大声说过一句话，生活的考验来得有些迟钝。我终于理解，母亲带我预习了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那些年我一直在尝试把做不好的事情干漂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天赋异禀，没有显赫家世。世界是个巨型斗兽场，在把选择权握到自己手里之前，至少可以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失败者的眼光来解读每一个成功的侥幸，并且永不停歇地战斗下去。实习期结束，晚点的火车在晃晃荡荡摇摆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穿梭过呼啸的风雪抵达我心心念念的家人身边。四《爆裂鼓手》里有一幕打动了很多人：因为过度严厉被开除的教练，落魄地坐在逼仄的酒吧里对学员坦白：“我不是去那儿指挥的，我是去逼他们突破自己的极限，我认为那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个被揭露的谜底让我瞬间红了眼眶。时间显山露水，那一刻我终于承认，生命里很多考验都是为我们这些庸人量身定制的，迟早会有一瞬，我们会摆脱那些必经的错落疼痛，在现实的尘土飞扬之中，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温煦的音乐，与这座城市轻轻共振，宛如流星划过寒夜，如此明亮。● 作者：若怀特● 摘抄于《女报·时尚》2016年3月
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加护病房住进来一个病危的中风病人。主治医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病历资料，就大胆断言这个病人活不过三天。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很不服气，就挑战他说：“要是病人活过三天呢？”于是我们两个人开始打赌。我们约定：万一病人在三天之内死了，我就输给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要是病人活过了三天，主治医师同样输给我半个月的薪水。主治医师的薪水自然比我的高很多，不过一来他经验丰富，二来他当时自信满满，因此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个赌注是个公平的约定。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我使用了最强力的降脑压药物、强心剂，以及大剂量的类固醇。只要一忙完其他病人，我就跑去照顾这个老先生。在我全心全意的照 护下，病人的情况大有进展。我精神大振，到了第三天晚上，甚至从头到尾守候在病床旁边。等到第四天早晨主治医师来回诊时，我其实已经睡眼惺忪了，可是因为 病人心脏还在跳动，我微笑着看了主治医师一眼，我知道我赢了。更神奇的是，我的病人不但平安度过了三天，他的情况还愈来愈好。到了第七天，除了没有苏醒的迹象外，病人的脑压已经降下来，心脏血管也渐趋稳定。我告诉家属，病人脱离了险境，但很可能会维持植物人的状态。我的印象很深刻，家属听了我的说明之后，脸上泛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说不上那是失望或者是什么。我本来还保持着一种治疗成功的得意，不过两个礼拜之后，病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必须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时，我开始不再那么得意洋洋了。有一次吃完中饭经过等候室时，我听见病人的一个儿子对另一个儿子抱怨说：“本来爸爸过世也就算了，现在变成这样每天靠点滴、机器维持生命，光是医药费自付额一天好几千元，一个月下来就一二十万元。”他叹了一口气说， “你要是不付钱，人家说你舍不得，问题是钱花得再多人也不会好。从前的人说死就死了，哪像现在发明这么多医疗科技，弄得人不死不活的，还要被人家骂不孝， 真不晓得还要拖多久！”渐渐地，等候室的家属不见了，他们甚至对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也是爱理不理的。有一次，病人的病情在半夜突然恶化，我们立刻展开急救，并且通知家属。好不容易把病人救回来，没想到姗姗来迟的家属不但不感激，反而把我叫到一旁。“医生，这样三更半夜的，”他脸上充满不愉快的表情，“如果不是人真的要死了，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叫我们来？”或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有责任，可是看到这样的家属毕竟令人感到挫败。那之后，每次走过病床看见病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愧疚感。有一次我在病床前坐了半个多小时，听着呼吸机单调的声音，我开始怀疑，会不会是我做错了呢？老先生后来又撑了近两个月。他过世那天正好是医院发放薪水的日子，主治医师如约拿来了半个月的薪水。我把那些钱，连同自己半个月的薪水都捐给了专门照顾植物人的基金会。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发誓绝不在病人身上打赌了。● 作者：侯文咏● 摘抄于新星出版社《明天再烦恼吧》
日本当地时间3月25日下午1点半，从远轻开往旭川的列车像往常一样出发了。这趟列车将最后一次经停小站“旧白滝站”。一趟乘客稀少的列车，一个寂寥的站台，它们的最后一次相遇，却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仅在一家视频网站，就有超过百万网友共同见证。比起“旧白滝”，小站更广为流传的称号是“一个女孩的小站”。早在3年前，由于乘客稀少，日本北海道旅客铁路公司就计划关停小站。但当地女孩原田华奈恰好升入高中，需要每日乘列车通勤。在居民的请愿下，铁路公司便为了这“唯一的固定乘客”保留了小站。当天，列车渐渐驶离远轻站，眼看就要下雪，黑色的森林、山脉和白色的雪原在车窗外绵延。3年来，华奈是生活在旧白滝站附近唯一的高中生。每天早上，父亲结束田里的劳作，会准时开车送女儿去车站。他珍视这5分钟的车程：“这个车站给了我们父女单独说话的宝贵时间，真是不容易呀。”华奈奔赴毕业典礼的一刻，也得到了邻居们的郑重对待。他们纷纷到小站，挥手送别“最后的毕业生”。“叮叮”，道口又鸣响了铃声，列车缓缓驶进旧白滝站，这种声音已在雪原回荡了近70年，今天是最后一次了。许多铁道迷和媒体特意赶来，举着相机拍摄列车到站的场景。大家打破“噤声传统”，热烈地交谈着。过去的3年里，除非遇上极端大雪，7点15分，华奈会准时从月台踏上列车。早上的列车通常由两节车厢组成，十几名乘客基本都是前往远轻的高中 生。和大城市挤地铁的学生不同，这里的孩子在列车上有自己的“老位子”。每天早上，华奈会习惯性地坐到第一节车厢后部的一个座位上。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25日下午，2点07分，列车准时停下。车窗外，自发组织关停仪式的村民挥手致意。在站台和候车室之间，人们还摆放了一个醒目的告示牌：“旧白滝，69年间，非常感谢！”曾有人误会小站和列车是为华奈专门设立的。但正如告示牌上所写，它已经静静存在了将近70年，不仅和年轻的女孩缘分深厚，也是当地老居民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年63岁的丹羽范史回忆，小站是他的父母和村民一起汇集材料建成的。从20岁开始，丹羽范史就在小站扫雪，至今已经43年了。他也曾是远轻高中的学生，上学时经常乘坐这趟列车。小站关停的前一天，丹羽再次踏上这班列车。“最后一次了啊！”他感慨。窗外北国雪景未变，他眼里含着热泪。如今，生活在旧白滝地区的约50名居民，多是像丹羽一样的中老年人。他们随父辈而来，年轻时结伴上学，转眼已到白发苍苍的年纪。但下一代的年轻 人越来越少，小站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茫茫雪原之外，工业技术仍在飞速发展，3月26日，就在小站关停的第二天，从本州岛通往函馆的新干线正式开通，快速 铁路历史性地登上了地理气候条件严苛的北海道。今年4月，华奈就要告别家乡静谧的村庄和小站，前往地铁网络四通八达的东京上学。高中时代，她曾去过熙熙攘攘的札幌站，觉得“好厉害”，前一班车没赶上，不到几分钟，下一班车就来了。这和每天只有4班列车的小站旧白滝完全不同。对于乘坐大城市的电车，华奈有些憧憬，又有些担忧：“那么多条轨道，让人心里慌慌的，能不能记得住啊。”在停下不到10分钟后，列车缓缓启动，离开了旧白滝站。这次，列车上没有华奈的身影。这个曾在月台等待出发的女孩正要去往更大的世界，而见证岁月沧桑和聚散故事的小站却像即将告别世界的老人。也是在4月后，积雪融化之时，候车室和站台将被拆除。它给年轻的华奈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感谢这个车站，一直保留到我高中毕业。非常感谢！”去年9月，日本铁路公司宣布了一项制度，为居民提交请愿书订立了条件：如果可以认定一天内有不少于两个人在使用车站，或者车站周边有至少4个中小学生，或者有高中生有通勤需求，就可请愿保留乘客稀少的小站。有人预测，新制度下，“一个女孩的小站”也许不会是一个“美丽的例外”。● 作者：程曼祺● 摘抄于《中国青年报》2016年第3月30日
该怎样描述香港才更贴切？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看过一些回忆录，去过历史博物馆，问过一些有经历的人。有个有趣的角度，从香港人口变迁的数据来看：1841年，估计全港有7000人。1845年，有了最早的人口统计，香港人口23817人。1861年有119321人。这一段时间的人口剧增，和太平天国起义、内地战乱、难民涌入有关。1900年义和团运动，随后军阀内战，香港人口增加到20万。抗战开始，1938年日军占领了广州，大量逃难者涌入香港，人口激增到160万。而1941年香港也沦陷，港人又逃向内地，二战结束的1945年，香港的人口只有60万。随后不到5年，到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了236万，几乎激增3倍。在内地饥荒四起的1960年，香港人口有301万。过了不到20年，1979年，香港人口达到500万，其中39 %是20岁以下的青年。这些陡增陡减的数字，背后一个个人的肉身在流动，几乎都伴随着饥饿、奔跑、恐惧、困苦、匮乏，一个人有一个故事，一万个人就可能讲出一万个故事。我想，香港对内地而言，像个荷包，有时候它鼓起来，有时候瘪下去：内地遇到灾难困苦，它会鼓起来，用它狭促的陆地和海域，去容纳那些需要庇护的人。而另一些时候，人们转而去内地或海外讨生活，把它空空瘪瘪地留在海边。对流民，它是一块稳定的福地，鼓鼓瘪瘪、能伸能缩，才是香港岛久远而富有张力的特别功能。100多年的时间里，让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落脚生根，先给他们衣食、淡水和谋生机会，再让他们和他们的后辈能够进学堂读书，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把它擦亮，变成真正的东方之珠。是不是可以说，有了大学的香港似乎不只是荷包，还可以是故乡，是香袋，是锦囊？● 作者：王小妮● 摘抄于《作家》2016年第1期
“老汉，我将来要在你坟头上栽一棵苹果树。” “好啊，我渴了就上来摘个苹果。”她叫刘阿娟，在北京当过3年财经记者，还做过编剧。2014年，得知爸爸罹患癌症的消息后，她放弃了在北京的大好前程，辞职回到位于陕西淳化的农村老家，一边陪伴照顾父亲，一边干起父亲干了一辈子的营生——种苹果，经营自家的果园。这个两年前还在北京职场上奋斗的女白领，摇身一变，成为新一代农民，她现在整天在村庄巡游，像个立志要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那样，研究果园里果实的生长，并细细体会一年四季果树生长的节奏。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缘于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一家人乘凉之际，身患癌症的父亲无意间说：“不知道村里会把新的公坟划到西边还是南边，那里就是我最 后的家了。”她沉默了很久。后来，她发现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每天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去他的果园逛上一圈。爸爸的苹果苹果，是她父亲这一辈子的关键词。还未成年时，他就一个人在当时的人民公社果园里练习嫁接果树。他27岁时，在林场做场长，组织村民种植各种水果， 尝试着种了18亩苹果树。改革开放以后，他又带头承包了这片果园。在这里，他用了3年时间把杂果全部嫁接成“秦冠”（苹果中一个很好吃的品种），第一年挂 果就卖了6000元，村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就这样，他与果园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他甚至顶着反对的声音，动员妻子和5个孩子将家也搬迁到了果园里，以便 更好地照顾这片果园。随着父亲因为种植苹果成功地变为“万元户”，加之政府的各种鼓励，同村的村民们纷纷改种苹果。于是，这个小村子漫山遍野都是苹果树， 到了春天，整个村子都弥漫着苹果花香；到了秋天，满眼都是累累的果实。阿娟小时候没有童话书，很多字是从爸爸栽培苹果树的农业书上认识的；阿娟认识很多虫子，都是从小跟爸爸在果园里捉虫子认识的。后来，为了念书，阿娟离开了家乡，每年只有寒暑假回家时才能看上一眼自家的果园。再后来，她在北京顺利地当上了小白领、记者，过着匆匆忙忙、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直到父亲2014年5月份被确诊为小细胞肺癌。恶性，中晚期。“父亲从医院回家之后，开启了一种自闭模式，消极地等待死亡，还美其名曰自己生而无憾，不愿意在医院受折腾。”阿娟眼看着，父亲的精神垮了。不要打扰苹果阿娟决定辞职。从北京回到家乡，她要陪伴父亲，还要和父亲并肩作战，一起经营果园。“不知道为什么，我坚信这会带给父亲生的希望。”“爸爸种了一辈子的苹果，他了解土地，懂得如何让苹果的甜味更浓，却从不知道离开村口的千千万万个苹果流向哪里，被谁食用，自己的工作是否给别人带来愉悦。”阿娟说，自己的梦想则是，不施农药种苹果，借助网络，让苹果从地头直达用户。起初说起用互联网卖苹果，父亲的反应是：“你疯了！你还是赶紧想想怎么把自己嫁出去吧。”村民们对她古怪的想法也嗤之以鼻。因为她向村里的种植户呼 吁，不要打农药，要“尊重苹果”。面对打击和否定，她仍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于是开始四处拜师学艺，还从网络、微信上学习网店和微店的经营方法。她将自家的苹果命名为“爸爸的苹果”。去年，这个被村里长者瞧不起的小丫头，竟然一下子把“爸爸的苹果”卖掉了3000箱！父亲和村民们搞不懂这件 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小丫头有他们不具备的能力。“尊重苹果”似乎是条道，村民们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2015年伊始，就有5户村民按照她的标准开 始种植，她的要求很简单——不要打扰苹果，让它们自由生长。现在，她不仅是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果农”，还是村里妇女老人晨跑队队长。这一年多，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恶补自然科学知识。“今年4月份，苹果花期20多天，我一直在家，眼看着苹果从绿苞到露红，再到花瓣一点点舒展、打开， 再到坐果……每天发生的细微变化，太让我惊讶了。生命一点点舒展，果树里有灵魂。”阿娟说，这大概算是她第一次发现苹果花的美，“从小离大自然最近，心却 一直徘徊在自然的门外。离开，离开，只想离开。可现在，一想到这些，真觉得痛心疾首。”阿娟努力试图让乡亲们转变——“果农要做的事，就是给苹果最好的种植方法、种植环境，然后在苹果完全发育成熟时，也就是它们最美的时候采摘，让它们以最佳的状态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而获得最合理的价值认可。”而这无疑会增加很多的劳动量、付出额外的代价：地里的草要锄，但坚决不能打除草剂，即使预防性的生物农药6月底以后也要停掉，只有这样，才能在10月下旬采摘时避免有药物残留。乡亲们曾对她的话半信半疑，她与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很微妙——他们担心她没有办法卖掉他们破天荒“以礼相待”种出的苹果，她则担心他们偷偷打药。 就这样，他们相爱相杀，互相监控。虽然她和村民们过得拧巴，但苹果幸福了，它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成长，再也不用被乱喷农药，也不用担心七成熟时便被摘下来卖 掉了。面朝大山的幸福“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坐在门口，偶尔可以听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声音。在我怀里睡觉的小狗，听到动静后总是会睁开眼睛，发现果园还是果园，苹果还是苹果，换个姿势又继续睡。”阿娟的村子三面环山，没有车水马龙，只有蝉鸣犬吠。她说，她现在每天巡逻似的穿梭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无数次反问自己，是疯了吗，这20多年一直心心念念着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甚至不惜在上学的时候把户口迁到了西安。“我一天天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无知，从未理解过土地，从未给过苹果树尊重，是它们提供了我成长过程中的所有支持，苹果几乎是我家所有的收入来源。”她觉得自己一直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现在，自己是真的回家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阿娟说，这一年下来，父亲的变化很大。“对自己的病情，他变得旷达得多了。他开始积极配合治疗，病情控制得相当不错。他甚至加入了我张罗的妇女老人晨跑队，不过他还是有些害羞，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在门口的那条小路上小跑几圈就算了。”对阿娟来说，最令她欣慰的是，父亲终于可以平静地说起死亡这件事。阿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一天，老头儿、老妈和我三个人在果园里种菜，说起最近去世的一个表叔，我说：“老汉，我将来要在你坟头上栽一棵苹果树。” 他说，好啊，我渴了就上来摘个苹果。紧接着，他很认真地问，要是被羊啃了怎么办？ “小事，我接着栽呗。妈，给你种两棵枣树。” “你个没良心的，盼着我死呢？”老妈把手里的东西朝我扔了过来。“等我死了，把我一半儿骨灰埋果园里，另一半撒大海里，我想去哪就去哪。”我说。 “看把你张（狂）的！”老头儿把手里的锨扔下，说自己累了，找小黑玩去了。● 作者：报大人● 摘抄于《北京青年报》2015年9月23日
以前去法大的研院上课，因为路途遥远，专门找了司机师傅，类似于包车，每天早上7点，他准时在宿舍楼后面的栅栏门候着。我上车看书，他专心开车，谁都不说话。师傅姓廖，名一平，37岁，个子不高，两肩微塌，眉毛很浓，但眼睛挺小，嘴唇厚，下巴宽阔，是个一眼看上去就老实巴交的男人。当然，从面相上看，也属于不善交际的那类人。驾驶座的左侧，摆着一张相片，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很可惜，我们完全没聊过有关他家庭的话题。“来啦？”他冲我点头。“嗯！”我便低头钻进车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话。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从2012年的年初直到2013年，我们俩像北京城内绝大多数擦肩而过的路人，来去匆匆，只有金钱的关系。后来，我们有了一次对话。那天我和朋友在蓟门桥喝多了，晚上11点，拦不到车，朋友家住得近，先走一步，留我一人在荒郊野地，茫然不知归路。无奈之下，我试着打了廖师傅的电话。电话通了，我问廖师傅还在跑活儿吗，能不能接一下我。廖师傅沉默了几秒钟，问我在哪儿。我报上方位，廖师傅“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20分钟后，廖师傅的车停在我的跟前，他就是这么个人，话少但实诚。他搀着我，把我架到副驾驶座上，又把车窗打开。我的脑袋顶着车门，晕晕乎乎地想睡觉，但又像孕妇起了妊娠反应，老是想吐。正当我眼皮打架、迷迷瞪瞪之际，廖师傅突然开口说道：“别睡，一睡就吐得更厉害。”“咱们聊聊，说说话，你也精神点儿。”他拍拍我的肩膀。我强撑着睁开眼，窗外的夜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小戴，你买车了吗？”他问我。“还没。”我强打精神说，“号都没摇着，且等呢！”廖师傅点点头，说：“没买也好，就北京这路况，买多好的车都得堵路上。而且这年头，买车事儿多，哪怕没事儿，都有人给你找事儿。”我听了廖师傅的话，觉得他是想说点儿什么，于是接着问：“这话什么意思？”“碰瓷儿！方法多着呢！”廖师傅提高声音说道，“比如拿一个行李箱，悄悄摆在你车尾，等你一开车，箱子倒地，然后立刻有人跑出来，说你把他箱子碰倒了，里面装的是文物，乾隆年间的花瓶，至少要赔30万！”“或者是你倒车的时候，一个老太太，专门挨着你车边走，你要是停着不动还好，要是接着开，她立马倒地，说是你撞的。要是去医院验伤，准保是骨折。这些人呐，都是专门找好的，真的有病才往你车上靠。”“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些讹人的也都是老百姓，怎么老想着骗老百姓的钱呢？”廖一平低声说。我想起另一位师傅的说辞，于是解释道：“底层人欺负底层人，这事儿才是中国人最拿手的。”“是！是这个理儿。”廖一平点点头，不再说话。车厢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北京的夜晚，11点的街道依然霓虹闪烁，那些敞着门的店铺，喝得头昏脑涨的食客，穿着性感的姑娘，忽闪着警灯的警车，像蚂蚁一样涌向四面八方的人们——所有的一切在我的眼前呼啸而过。“4月份的时候，我拉了个人。”廖一平突然开口说道。远远的车灯照在他的脸上。“那人出车祸了，躺在地上，肇事司机跑了。他老婆招手，让我拉。”“说实话，我不想拉。身上都是血，再加上我怕惹麻烦，你知道的……”廖一平有些烦闷地吐出一口气，问我有没有烟。我给他点上一支。“后来呢？”我问。“到了医院，扯皮，说是我撞的。”“我赔了他3万。”廖一平拿手指轻轻揉着自己的太阳穴，烟灰轻轻落下，染白了他的头发。“×他妈！”廖一平轻声骂道。他的声音很轻，可是我依然能听出来隐藏在语言之下的恼怒和愤恨。“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我静静地靠在车椅上，看着廖师傅。他原本浓密的眉毛，此时像墨团一样，拧在一起，双眉之间现出川字形，两颊因为情绪激动而染上了一层如同醉酒的红色。“我老婆说我是个大傻帽。”“我也觉得自己是。”他说。 车缓缓停下，红灯。廖师傅握着方向盘，低声说：“想杀人，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想杀人。看谁不顺眼，就撞死他！”“那一阵儿老想着这个，天天心里跟烧了一团火似的。”“5月17号，我还记得日子，往劲松派出所走的那条道。一个人骑摩托车逆行，直接冲着我来了。当时我就握着这方向盘，脚挨着油门。我真的想撞死他！ 真的！”廖一平深吸一口烟，“怎么总是你们违反交通规则啊！怎么总是你们欺负别人啊！我感觉整辆车都发烫了，马达嗡嗡地响！踩！撞死他！”我看着廖一平，烟雾弥漫在车厢里，带着杀意。红灯灭，绿灯行。出租车又缓缓开了起来。“我给了自己一巴掌，特狠的那种，把自己嘴巴都抽出血了。”廖师傅眯着眼睛说。他把烟头扔出车窗外，指着放在驾驶座左边的照片说：“我想了一下他们，那脚油门儿，还是没踩下去。”出租车靠路边停了下来，再往前路不好开，我得自己走过去。混在体内的酒精都随着汗流了出来，廖师傅说得平淡，我却听得惊心动魄。他把车厢灯打开，埋着头给我找零钱。“你说这年头，做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他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别做好人，好人都活不长。”廖一平低着头说。我推开车门，缓缓往学校走，觉得心里憋闷得厉害。我的身后，廖一平开着车慢慢地退去，像是要把自己隐藏在黑暗里。但过了一分钟，我的耳边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我扭头一瞧，竟然是廖一平开着出租车过来了。我停下，他的车也停下。他摇下车窗，看着我，好几次，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张开却又闭住。他用鼻子吸着气，像要鼓足气儿似的，太阳穴的青筋突突地跳动着。他浓浓的眉毛伸展着，像笔直向前的公路，细小的眼睛睁开来，如同闪烁的车灯。他狠狠捶了一下方向盘，大声说道：“可是我还是想做个好人。”说完，廖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关上车窗，掉头走了。矗立在街道两边的大厦，好像都映照着光亮，将他前行的道路照耀得无比光明。那辆不知开了多久的破出租车终于驶离了我的视线，然而马达声却久久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在这座城市里，有狡猾的、利己的、堕落的、自私的人，与此同时也有心怀梦想的、善良的、平凡的、向前的、努力讨生活的骆驼祥子。● 作者：抽风手戴老湿● 摘抄于《不想讨好全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上海到蚌埠坐高铁只需两个小时。九点刚过，我在蚌埠南站拦下一辆去怀远县的班车，然后换小巴到双桥镇，再换更小的小巴。车厢被挤得满满当当，我和几只鹅坐在一起。窗外，初春的雨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烂泥地里。晌午，一身泥巴的我站在张东村的村口。这段路，母亲当年要走上两天一夜。我找到了张见本，他是40年前母亲的生产队队长，他身板依旧硬朗，蹲在门口捧着大碗喝红薯粥。我问他是否还记得有个上海知青叫××，她是我母亲。他愣了好一会儿，突然蹦出一句：“我的个娘嘞，××的儿子。”老队长放下粥碗，领着我去看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住过的土屋——早已是废墟一片，又指给我看他们耕过的地、走过的路。他对每个路过的老人吼：“看看，××的儿子。”老人们张大了嘴。一位大娘攥着我的手不放，眼泪都快掉下来了。30多年来，我是头一个回到村里的知青后代。母亲是个平凡的人。我寻找的，不过是一段平凡的历史。二母亲本不该去怀远。1969年的秋天，16岁的母亲和同样热血沸腾的同学们响应领袖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六九届的初中生“一片红”，统统下乡插队。母亲的第一志愿是黑龙江呼玛，只因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外婆心疼她身体弱，偷偷去学校找老师，把志愿改成了离上海较近的安徽省怀远县。名单公布那天，母亲哭着回家，因为有同学说她是“叛徒”“逃兵”。和外婆大吵若干架后，1970年3月23日，母亲坐上了开往蚌埠的“知青专列”。上海站挤满了送别的人，火车开动，哭声一片。十几个小时坐到蚌埠，迎接的人群敲锣打鼓。向领袖宣誓后，母亲和同学们坐上卡车，直奔双桥公社，然后换驴车，最后步行6公里，才来到张东小队——被称为“怀远县的西伯利亚”的地方。迎接知青们的第一顿晚餐是绿豆籼米饭，黑乎乎一坨。上海来的姑娘们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吃食，不知如何下口。一旁的村民悄悄咽着口水。六八届的老知青赶紧劝：“快吃吧，以后连这个都吃不上了。”母亲诧异地发现，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孤儿特别多。有老人悄悄告诉她：“1962年断粮，连树皮都被扒光。年轻的父母听不得娃儿饿得整夜哭，一口稀粥留半口给娃。实在没力气了，就卸下门板，躺在家里等死。”母亲和另外四个上海姑娘住进一间黄土夯的屋子。每天天不亮就出工，耪地、除草、打谷、喂猪，夏天看瓜田，冬天磨豆腐。晚上点着蜡烛学习领袖著作，写心得体会。最辛苦的是抢收麦子。早上四点不到，生产队队长张见本的起床号就吹响了。干四小时活，然后回村里吃早饭，吃的是红薯粥就着红薯馍馍，吃完一抹嘴再往地里赶。午饭在地头解决，红薯馍馍拌辣椒。母亲的腰酸到直不起来，跪在地上继续割麦子。等收工号响起，已是繁星满天。回到屋里啃两口冷馍馍，倒头就睡，话都说不动了。母亲憋着一口气，苦活累活抢着干，只为了不让农民看轻“城里来的姑娘”。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嘛。她是五个女知青中唯一的“妇女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8分8厘7。当时寄往上海的邮票8分钱一张，一天活干下来，寄封信的钱都不够。年底回上海探亲，大队会计一打算盘，刨去饭钱和其他开销，总共挣了10块钱。可就连这10块钱都发不下来。张队长过意不去，凑些黄豆、绿豆、粉条，还有极其珍贵的芝麻油，装在驴车上，送姑娘们去火车站。母亲年年是标兵、知青代表，有机会去双桥公社或怀远县城开大会、听报告。开会是个美差，代表们自带面条，在会场统一下锅，拌上公家的芝麻油，喷香。有人教育母亲，开会前饿上两天。知青们干瘪的肠胃长期不见油水，一吃就拉肚子，拉完接着吃。某男知青吃到“两头冒”，最后被担架抬走，成就了一个传奇。母亲的榜样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的梦想是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乡村女教师。那时上大学只有“工农兵大学生”一条路。1976年，公社下发一个读大学的名额，所有人都觉得非母亲莫属。公社领导找到她，语重心长，循循善诱，让她把名额让给另一个姑娘——“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明年一定送你读大学……”母亲答应了。不料1977年形势突变，“工农兵大学生”被取消，恢复高考。母亲让外公寄来复习资料，每晚看书到深夜，白天照样干活。不巧的是，考前一个月，母亲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肃的外公流泪了。三母亲说，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公社，她哭到昏死过去。那时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最高领袖的检阅——像无数狂热的少男少女一样，挥舞着“红宝书”，喊着震天的口号，任热泪横流。母亲说，她也曾迷茫，甚至动摇过。第一次是外公被“打倒”。第二次是听说饿死人的事情。第三次最为刻骨铭心：公社有三个上海男知青，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从来出工不出力，一有机会就躲在屋里看书。1977年三人全部考上大学，风光离开。母亲年年被评为标兵、模范，到头来只落下一身的伤病。然而今天她依然相信，相信自己其实是幸福的，相信这世界上最壮丽的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相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她爱看老电影。看到《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一遍一遍呼喊着“向我开炮”，不觉已泪流满面。她不在乎自己的户口至今回不了上海，不在乎每月只有15元的“知青补助”，不在乎“半文盲”的学历，不在乎过度劳累带来的膝关节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她常对着我叹气：“你们这代人啊，没有信仰。”我很想说：我们不再相信，是因为你们什么都信。我们人人为己，是因为你们没有自己。最虔诚的一代人养出了最叛逆的一代人，这何尝不是历史的讽刺。他们承受着历史的剧变，几乎从未为自己而活过。当国家需要眼泪时，他们纵情地哭；需要歌颂时，他们真诚地笑；需要奉献时，他们付出了青春和汗水；需要理解时，他们说无怨无悔。他们像入戏太深的群众演员，演完了所有的悲喜剧，拿着一份盒饭默默离开。他们从不讨价还价，命运却像个奸商。他们历经磨难，逆来顺受。时代一次又一次向他们索取，肆无忌惮，但这样的索取也不是没有报应的。所有的意义和报应，都留到了今天。我们这一代，享受着时代变迁带来的物质进步，却不再相信这个时代。只需看一眼他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语便没了意义。四两年前他们组织了一次初中同学聚会。当年风华正茂的一代人，而今垂垂老矣。有人留在农村，成了最地道的农民；有人下岗多年，靠吃低保过活；更多人像母亲一样，日复一日地操劳，悄无声息地老去。没来的，有的是联系不上，有的已去世多年，当然，也有人混得好。他们没忘记当初的理想，聊高兴了，一首一首唱起当年的歌。从《东方红》唱到《流浪者之歌》，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到《北京的金山上》，一起用力地“巴扎嘿”，纵然再也回不去了。● 作者：路明● 摘抄于 豆瓣网
现在想来，“人生若只如初见”，真是句太怅惘的话。大多数怨侣回忆起当年，多少都会这么感慨。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三军总医院里，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即将离世的张道藩。1917年，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面过的蒋棠珍，居然未经犹豫地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十三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几乎是陌生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忆录中说：“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的名字与石头一起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他们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琴课》里，她旗袍典雅，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蜿蜒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只是，美好终究有限。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蒋碧微热爱社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太客厅式的觥筹交错让她怡然自得，此时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却将心力完全铺在艺术上。她不满他自我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强势与挑剔的虚荣，裂痕一天天扩大。1930年，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孙多慈赠与红豆，他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从“碧微”换做“慈悲”，怎能不让她碍眼堵心？她横刀立马捍卫婚姻，不仅拔掉了孙多慈赠送妆点傅厚岗公馆花园的枫树苗，而且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孙多慈官费留学的机会泡汤。徐悲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危巢”，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远避桂林。1938年，徐悲愤在贵阳“《中央日报》”刊登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18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她把“分居启事”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命名为“碧微座右铭”。 他给她父亲蒋梅笙葬礼送的奠仪被一概退回。她对与孙多慈分手、试图修好的他说：“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为割舍不下对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来，那还可以考虑；如果是因为孙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来，那是绝无可能。”这样的强势下，复合了然无望，波光潋滟的旧时光到底遮不住现实的局促。离婚时，她再次展现了得理不饶人的胡搅蛮缠，向他索要现金一百万元，古画四十幅，他本人的作品一百幅，此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儿女抚养费。心怀对她的愧疚和对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继日作画满足她非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20万元已花完，要再给100万和100幅画，此外每月给子女两万元抚养费。而月薪不过两万的他再次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他还将那幅《琴课》带去送给她，他知道她喜欢那幅画。28年最好的时光从此成了前尘往事。当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爱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亚一般充满被辜负的愤懑，和报复而后快的凶悍。而经年打磨，她老年后发现，原来这一生不曾用过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都是依靠“徐先生”离婚时给她的画换钱为生。原来她视为生命的尊严和骄傲，都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会有一丝自省的后悔？进退相隔不过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过在迂回之间。这些，以她的聪明，她迟早会明白——假如没有张道藩。与蒋碧微同时代的女子，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巨大光环，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国两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婚姻中的蒋碧微，向徐悲鸿展现了人性中毫无顾忌的一面：强悍、任性、虚荣、计较；婚姻外的蒋碧微，却留给张道藩一个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聪明、优雅、温柔、得体。和徐悲鸿的刚直耿介相比，张道潘既有画家、文人的浪漫多情，又有职业政客的世故圆滑。他和蒋碧微初见于1922年。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继文、邵洵美等留学生成立了“天狗会”，彼此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1926年，三弟从佛罗伦萨给二嫂寄了第一封信：“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须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觉得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国破家难才成全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名，情书纷飞。那两千多封通信，在不相关的人看来，有无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处的絮叨，有事无巨细的繁琐，有只宜私语的肉麻。张道藩趁她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她当即退还：“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还是那个为了要钱跟徐悲鸿大闹的蒋碧微。1942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鸿回到国内，蒋碧微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写信给张道藩，倾诉矛盾，张道藩提出四条出路：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人)。蒋碧微选择了最后一条路。两人深度纠缠三十多年，在台湾同居十年，他始终没给她妻子的名分。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纵然纠结却依旧清醒。比起感情大过天的徐悲鸿，他的政客本质表露无遗。 蒋碧微依旧硬朗好强，毫不嘴软地总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与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50万字回忆录，上篇《我与悲鸿》，下篇《我与道藩》，1966年在台湾皇冠出版，至今仍轰动遐迩。两岸隔绝，她与子女音讯难通，暮年独居近二十年，寂然离世。就像一场反讽，自尊到强悍的蒋碧微，人生的两段感情都没有名分。她这一生，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该时，用力过猛；于坚持时，绵软无力。对于一个女子，或许最远的距离，就是进退之间。● 作者：李筱懿● 摘抄于《灵魂有香气的女子》（江苏文艺出版社）
上课跟写文章是不相同的。写文章是你自己守着自己的心，可上课你必须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带着说不清的期望的可怕的眼睛。你必须始终用你的学识、逻辑、风趣、声音、手势乃至你的仪表、风度、恰当的笑和突然的严厉，抓住学生的心。而 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你讲的是一个重复了多遍的问题，对你自己已经毫不新鲜，可你必须兴致勃勃，似乎这个问题对你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你的感觉必须与学生同步。你觉得某个问题很难，似乎不可言传，可你不能知难而退，必须在你觉得困难的问题上用力，把难题讲得清楚而又透彻，否则学生就会给你一个评价：我们懂的，老师也懂，我们不懂的，老师也不懂。某个问题很枯燥，你必须调动你的一切积累，包括你的感情秘密，拿出来讲，把枯燥的问题化为有趣的故事……上课 绝对是一门艺术，一门高级的艺术。上课是人生的节日我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着课，我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上课既然是节日，认真备课是无需说的。你可以讲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但每一个汉字你都必须读准，读错字是不允许的。 因此连点名册上每个学生的姓名你也必须在开始上第一堂课前高声地先朗诵一遍，一个字有两种读音，你在点名时必须事先了解好这个美丽的女学生的名字中的那个 字读什么音。至于大部分学生常读错的字，你在读到这个字时，还必须把那个字故意读重一些，让学生交头接耳，以为老师读错了字，然后你把这个字音用拼音注出 来，并说这个字有人常读错，这样，既纠正了学生的读音，同时获得了学生的信任感，这以后，你放心好了，学生们再不会交头接耳了。但这不是重要的。上课前的那一个晚上，或上课的那天清晨，你必须洗一个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会凭添几分精神。平时你可以穿得随便一些，就是让学生看见你穿短裤，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走上讲台时，你必须穿上你的最好的服装。这是你的节日，此时不穿，何时再穿？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少穿，可上课时是一定要穿的。我全部的名牌就是一条金利来领带，这是货真价实的，是我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亲自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绝对假不了。每次我都细心地系上它。皮鞋必须擦亮，这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知道我的习惯，她总是在上课前一天，把皮鞋擦亮，并放在我的书房门边，我很方便穿上。但这也不重要。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总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 这四十年中，我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上课，在越南河内师范大学的茅草盖的教室里也讲过《诗经》、李、杜和《红楼梦》；在“文革”年代，在亚德里亚海之滨的地 拉那大学，也曾给那些头发、皮肤都跟我们不一样的学生讲过鲁迅、毛泽东诗词和“样板戏”；去年我又到韩国高丽大学讲中国诗学和宋词等，我的习惯是手里拿着 一支粉笔站着、走着讲课，决不坐着。你们就想象我上课的样子吧：他站着，讲着，随意地做着着各种手势。你瞧，此刻他为了说明文学言语的“陌生化”，就如同 把政党的步伐改为艺术的舞步一样，他竟在学生面前装成街上的游客东张西望地先走了几步，然后又跳起了三步舞或四步舞；为了说明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总是符合 “对立的原理”，他学举重运动员先蹲下后举起，学跳高运动员先用力向下一踏，再高高地翻滚起来，越过了横杆。虽然舞步并不漂亮，动作也不术规范，但这没关 系，因为这舞步与动作，与所讲的观点十分吻合，引起学生会心的笑声。他自己也颇为欣赏自己的表演。虽然这很累，在他下课回家时，已瘫倒在沙发上，像一头生病的猪。但这也不重要。与生活相遇知识义理总是与生活相通的。为了深入浅出，你不能老是念讲义，不能老是操经过修饰的“外部言语”，你得把讲稿扔开，把你自己的生活体验，你尝过的酸甜苦辣，并操一种同朋友聊天时的未修饰过的但却充满激情的“内部言语”，让学生觉得你是一个会观察会体验会检讨自己生活的人。 你不满意典型是个性与共性这个定义，你经过研究提出了“典型是富于特征的并能唤起读者的美感的形象”这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否比你否定的定义更科学，这 让人去评说吧。值得讲的是你为了说明特征是什么，你把你全家三口都“搭”进去了。你说“特征”就是我下面讲的真实的故事：那时，我四十多，住在校外，每天 骑自行车上下班，上课，开会，还担负行政工作，早出晚归，家务事都由多病的妻子操持，有时回家很晚，常遭妻子埋怨。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已近晚上十点，妻子、孩子等我回家吃饭，都等急了。这一次我的遭遇非常糟。妻子怒不可遏，难听的话劈头盖脸向我袭来。说我在家什么也不干，是个白吃饭的——一骂就是半小时。 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低着头听着这空前绝后的叨唠。我心想我也做了家务事，你怎么能这样一笔抹杀呢？但我不敢出一声。我对我的孩子出来为我辩护几 句，以收拾这难堪的局面也不抱信心，因为他总是站在他的母亲一边。然而奇迹出现了，我的孩子突然向我走来，一下子夺下我的还挂在肩膀上像粪兜一般的黄色的 书包，尽情地往地上用力一倒，然后指着地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冲他母亲吼叫起来，你看，你说我爸是白吃饭，什么也不干吗？看他书包里装着什么？是的，地 上散开了我书包里的东西，这里有正在读着的夹满了纸条、划了许多红道的书本，有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小字的讲义本，有刚做的卡片，有学生的论文、作业，有给老 家寄的汇款单存根，有粉笔头，有发干的白菜叶，有半干不干的切面条，有破碎的干馄饨皮，而馄饨皮上还粘着黏黏糊糊的肉末，它已经发臭了……是 的，看着地上的这些东西，我妻子哭了，我自己也流下了眼泪。那些不该在书包里的东西是我下班时为家买的，我身上只有一个书包，我就让它们与书本、讲义、粉 笔临时作了伴……我的一次生活危机就这样过去了。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丰富而艰辛的生活，都浓缩在这个书包里。这书包就是特征。学生们为你的故事鼓掌。他们 理解了“特征”的含义，似乎又从感情上受到感动。课后，有学生为此写诗赞美你。但这也不重要。上课时的感觉最重要你是老师，但你在学生面前绝不能摆老师架子，似乎自己讲的句句是真理。你允许学生在你的讲课中举手插话，提出疑问，或反对你的意见。 我有一位学生，叫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小土注），他跟了我七年，从硕士生到博士生，他如今已是文学博士大学教授，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他从不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好话，但我们关系融洽。他就是总要 在我讲课时插话“反对”我的一位。我讲着、讲着，突然他会固执地举起手来，课堂气氛特别好，有的同学同意他的意见，试图为他的理论进一步论证，有的同学不 同意他的意见，激烈地为我的观点辩护，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把我这个老师暂时忘掉了，到头来他们往往“两败俱伤”，他们主动说咱们还是听听老师怎么说吧，多 数情况下总是我意见占了上风。而有意义的是我讲的一个观点经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学生，而且还有我自己。这就叫着“教学相长” 吧。但这也不重要。是的，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 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还一无所获，我感到很失望；可突然手运来了，我终于抓住了一条不算大的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鳜鱼， 我的一颗幼小的心剧烈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 作者：童庆炳● 摘抄于 铜陵学院图书馆在线网站作者简介：童庆炳，1936年生，汉族，福建连城人，中共党员，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艺学理论泰斗；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美学方面的研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师大文艺学中心主任、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家学会副会长。2015年6月14日18时18分，童庆炳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享年79岁。童庆炳是中国文艺学理论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培养出大批学者、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都曾经是他的学生。